六月二十六日从北欧旅游回到北航，不久就有朋友告诉我，说邵福堂同志去逝了。我顿时感到十分突然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悲痛。

  应该说除了业余太极拳和民族乐器之外，书画爱好是陪伴我后半生最主要的活动了。它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活，增长了很多学识，结识了不少新朋友，而且还不断有所进步、增添了生活的乐趣。应该说在这方面邵福堂同志是我真正应该感恩的引路人。

  其实以前我与邵福堂同志也不曾有过什么工作上的交往。那还是一九九零年初的事，我从日本北海道大学回到北航的时候，由于暂时教学科研任务不多，偶然听说后勤部平房那边邵福堂在办书法班，兴之所致于是报了名开始了业余书画学习。记得那时候沈元、王大昌等也都在班上，曹传钧作为名誉校长。

  早先我们是在后勤小院的一间平房里，教室经常变动。老邵太忙，那时他就叫我和范桂芳同志到北航外面的五道口、蓟门里的南北小区去张贴广告。为了解决教室的问题，也费了很大的周折，现在的思源楼原址是旧绿园的一座小土山，老邵就让我配合他联系后勤部，拆去山上的旧房，重新打地基，在山上盖新教室和办公室，派我审查图纸、监督施工、电灯暖气、跟他去订购新桌椅…….。新房子盖了起来，任务完成，于是大家在山上有了一个象样的新教室。从此我也就和邵福堂同志相识了。后来他要我做老年大学的副校长，我感到一来自己不够格，二来比我有本事的人有得是，推辞很久，但老邵的坚持，最后相约：有事则做事，但我不坐班、也不拿报酬，才这么定了下来，学校还发了正式的任命文件。但我也并没有把它当回事，依然默默听课，有事照常办事就是了，因为我明白，比我有能力又合适的人有得是，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。有人说老邵偶尔有时性子急，但他和我、老李朴、范桂芳我们四个人一起工作时一直都很和谐。尤其邵福堂同志的积极进取、艰苦奋斗、不屈不挠、身体力行的可贵精神感动很多人，老学员们事事都来主动帮忙，老年大学才不断发展。

  我觉得老邵是一位学者型的干部，他做事仔细认真，勤于思考，又有很深的文字功底，曾主编了多部有关航空史、教育史方面的著作。2000年一天，他邀我到他家里聊天，并送给我两本他编写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史（1952-1978）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事记（1952-1988），还郑重地签了名盖了章。实际上这些年北航各种版本的校史、系史，都是以老邵主编的这两本著作作为最重要、最基本的参考书编写的。比如我们五系，让我参与酝酿编篡系史的时候，我就从这两本书中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。

  老邵兴趣广泛、思路开阔、善于学习、勤于动手，他的才能都是他自学中收获的。原来他还打算办个“养花班”，但因为牵涉到的问题太多，才很快停了。当他得知我的日本朋友菅田夫妇对书画有兴趣，并正在北京访问时，立即把他们请了来座谈，了解日本书画方面的种种情况和动向。当他每有所思，或看电视时若有所想，或考虑一个与日本有关的问题时，就经常打电话讨论，互说自己的观点。我一旦有了涉及传统文化方面的问题也就立即向他请教。他还每每突然打来电话叫我快快打开电视观看某某频道的某某节目，使我也从中长了不少见识。特别是他知道我喜好太极拳，看过之后还提出种种问题分析讨论。几次他让女婿开车，约我一起去炎黄艺术馆、花市、大钟寺古玩市场参观，他能讲出许多书本上见不到的学问来。有幸能被他视为知心朋友，而今我痛感平日陷入了无端的繁忙之中，真后悔向他学习得太少了。

  邵福堂同志是一位性格直爽，胸怀坦荡；多才多艺，从不保守；身体力行，勤于动手；学习不止，永远向前的好人、好老师。他平日一直在关心国家安危、民族兴旺，有时甚至痛心疾首，其爱国之情溢于言表，是永远让我怀念的老干部、老朋友！

  谨以此短文以表怀念邵福堂老师之情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二零一一年六月二十九日